有人把民族主义比为一把双刃剑，我担心的是，一边的刃伤不了别人，另一边的刃却伤了自己。如果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务请三思而后行。

【按】在中国经济社会崛起的过程中，为了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大力倡导民族主义。葛剑雄在《追寻时空》书中对此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当下的民族主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主张中国应当置于国际社会之外，对西方世界采取强硬态度，独力建成一个“全能”国家。葛剑雄认为这种主张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首先主动加入国际社会，才有可能修改游戏规则。闭关锁国政策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过繁荣和进步，中国人民也经不起“全能”国家的折腾。民族主义以前不是、今后也不可能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以下为相关内容摘录：

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当前提倡的民族主义不能等同于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并不陌生，但就是在主张以民族主义救中国的人们中，对它的界定也未必一致。不少人强调，这个“民族”并不是汉族或少数民族的概念，而是将中国人民当作一个整体，所以有些人干脆建议称之为“国族”。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近年来一些人极力提倡的民族主义不能等同于爱国主义，否则何必标新立异呢？

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在当前提倡民族主义，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倡导爱国、维护国家利益、提高民族自尊心，而是为了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调整中国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关系，改变中国的对外政策。他们的主要理由有两条：一是西方世界绝不会容许中国强大，不会给中国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因为现行的游戏规则是西方人制定的，就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永远处于优势地位。一是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之一，既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又有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庞大人力和物力，完全可能建成一个“全能”的国家，而不必依赖外部世界。正因为如此，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对西方世界采取强硬立场，主动置于国际社会之外，方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维护自己的利益。用这样观点来审视中国的对外关系，有人说现在是中国国际地位最低的时候，也就不足为奇了。

且不说他们理论上的谬误，就是在实际上，他们的主张也是行不通的，民族主义以前不是、今后也不可能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

中国“民族主义”现象（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国首先应当加入国际社会才有可能修改游戏规则

不错，现在国际社会通用的游戏规则主要是由西方人制定的，这些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但游戏规则的修改是以参加为前提的，不参加就连提出修改的资格也没有。所以，中国除非愿意永远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否则总得先加入进去才行。实际上，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与一个世纪或半个世纪以前相比，不少规则已经作了比较公平合理的修改，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努力的结果，而不是西方国家的恩赐。如果大家都要等到规则对自己有利了才参加，那就只能永远旁观西方人的游戏了。

制定游戏规则的人当然希望保持自己的优势，但只有更多的人参加游戏，这种优势才有实际意义，所以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也不得不对规则作必要的修改。西方大国固然不希望中国过于强大，但也不希望中国过于贫穷，因为这样不但不会有一个巨大的市场，还会形成潜在的危险。所以，尽管中国在加入国际社会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并不像民族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就必须以自残为前提，或者从此就不得翻身了。

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6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中国人民经不起“全能”国家的折腾

当然，如果中国真有建成一个“全能”国家的能力，倒也不妨一试。有人会举出汉唐盛世为例，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雄踞亚洲大陆，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还有人已经在预言，21世纪将是东亚世纪或中国世纪，似乎完全可以等待国际社会来与中国接轨，来服从中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可惜的是，历史早已证明，中国的落后并不始于鸦片战争，闭关锁国政策从来没有给中国带来过繁荣和进步。毛泽东曾经预言：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接受封锁，始而与苏联结盟，继而主动向美国打开了大门。“文革”期间曾经是中国最“自力更生”、也是最自诩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年代，洋人几乎绝迹，外贸近于断绝，“帝修反”更是成天在打倒，可谓是“全能”国家了，后果如何，民族主义者大概不会健忘吧！试问世界又有哪一个国家是关起门来建设好的？至于认为中国人口多、国土广、总产值已居世界前列就有建“全能”的条件，就更不堪一驳。中国当然可以把全国的财富集中起来建成几个世界第一或庞大的武库，但真正要使百姓小康富裕，还不是要讲人均收入吗？中国人民经得起这种“全能”的折腾吗？

中国内部存在民族问题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他们如何限制“民族”的定义，中国内部同样存在着民族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民族主义上实行双重标准，只是民族主义者的一相情愿。如果说近代世界上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化，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民族的“现代化”就是汉化。汉族及其前身华夏诸族成为中国的主要民族至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就是在非汉民族统治中国时，汉族在经济文化上依然处于主导地位。要说这两千多年间的民族关系一直是平等的、和平的，自然是欺人之谈。当然，这是老祖宗的事，不必由今人来承担责任，但要是把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和思维模式搬过来，结果又会怎样？某些人不正在千方百计挖掘民族冲突或仇杀的“历史”和“情感”吗？能说他们不是民族主义吗？

有人把民族主义比为一把双刃剑，我担心的是，一边的刃伤不了别人，另一边的刃却伤了自己。如果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务请三思而后行。（编辑：陈菲）

作者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1965年当中学教师，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师从谭其骧教授。1981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留校工作。1983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5年任副教授，1991年任教授，1996年至2007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至2007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至2014年3月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常委。

图书介绍：

《追寻时空》是《葛剑雄文集》的第五卷，收入葛剑雄教授三部重要随笔自选集——《葛剑雄自选集》《行路集》《葛剑雄自选集续编》，全面反映了作者在三十余年学术生涯不同阶段的治学和心路历程，也见证了作者从书斋走向公众视野的时代印迹。